熊猫牌香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很稀缺，笔者也只抽过两盒，当时也没觉得有多好，后来才知道在绝大多数烟酒店都买不到。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花钱也买不到的熊猫牌香烟，沈醉在1967年就抽过了，但却不是用自己文史专员的工资和稿酬买的。
笔者当年抽熊猫香烟的时候只是看着眼熟，而沈醉1967年抽熊猫香烟的时候，却到了生死关头，他在《我这三十年》中回忆，他抽到第三根熊猫香烟的时候就嗅到了危险气息：只要答错一句话，我就没命了。
说起来沈醉也算“资深特务”，很多军统暗杀行动他都有参与，所以尽管他曾经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，最后还是因为另有企图而被卢汉关进了昆明陆军模范监狱。
沈醉在《军统内幕·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》中也承认，他跟李弥、余程万等七人的“起义”都不是真心的：“李弥发起，我们七人结为患难兄弟，余程万居长，李楚藩第二，李弥第三，沈延世第四，石补天第五，童鹤莲第六，我最小居第七。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，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，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，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。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，准备再用。”
沈醉起义是被迫还是真心难以确定，但他他在1980年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，却是有正式通知的，当时他还觉得有些受之有愧：“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，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‘确已改恶从善’的高度评价，我非常珍惜，不用说，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，就是通知我改换，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。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，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。”
沈醉在《我这三十年》中说自己“二度入狱，重返秦城”，还真跟他有没有改造好无关，而是有人让他继续写交代材料，据沈醉本人回忆，他1972年11月28日再次被释放时，五年时间写了一千五百四十份材料，几乎相当于每天都要写一篇了。
那一千五百多份材料，大多数属于“命题作文”，就是有关人员提出问题，由沈醉在纸上作答，有些“材料”并非沈醉亲笔所写，自然也不可能留在他手里，那就基本相当于“讯问笔录”了。
沈醉回忆起当年最凶险的一幕还心有余悸：“我一生中干过唯一的一件聪明事，就是坚决不承认我认识与崔往来的人，不论是假客气来劝，还是硬逼，我都顶过去了，而宁愿坐牢，因此总算保全了这条老命。（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）”
沈醉虽然是个资深特务，但无意间也会说漏嘴，他说自己不承认“认识与崔来往的人”是一生中唯一的聪明事，那么他在起义通电上签字、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，是聪明还是不聪明？
沈醉做的那件“聪明事”，就是咬死口、装糊涂，对一件事情守口如瓶：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追问，我一直坚持肯定不知道与崔万秋往来过的一些人的姓名，并愿意具结，将来任何时候查出我是在说谎话，枪毙也不反悔！”
沈醉当然知道自己是在说谎话，但谎话有时候确实能救命，他也是通过熊猫香烟发现讯问他的人身份非同寻常。
沈醉重回秦城的半个月后，才终于有人提审，审讯他的是三位穿军装的人，居中而坐的已经头发花白，旁边的人也已四十左右，看起来职务都不低。
沈醉没想到的，是主审者问过他的姓名之后，先丢过来一支香烟：“我拾起一看，是我国出口的最好香烟“熊猫牌”，从这香烟就可以判断出这位主审人的地位是很高的了。”
三个审讯人员再加上受审的沈醉，四个人把审讯室抽得烟雾缭绕，这才切入正题：“你过去在上海工作时曾与哪些人有往来？在你写的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一书中，你写到的那个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崔万秋，常与你来往吗？”
笔者手头上恰好有沈醉写的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，翻了半天，才确信那本书中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崔万秋：“上海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主编崔万秋、《晨报》摄影记者毛仿梅、高巩白等，都是军统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。”
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、情报局（原保密局）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在《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》中介绍，当年戴笠手下有秘密特务和武装特务、公开特务三大类，其中秘密特务中负责搜集情报的有直属情报员、直属通讯员、情报员、义务情报员、运用情报员五种，直属通讯员的级别已经很高了，连当时的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沈醉也经常去崔万秋家送钱和取情报。
在沈醉说出及每月都有几次要去崔万秋家的时候，第二支熊猫香烟又丢了过来：“去崔家时见到过一些什么人与崔往来？看见有女的去吗？知道他们的姓名吗？好好反省一下再答复！”
抽着第二支熊猫香烟，沈醉的脑子活泛乐乐起来，他想到了当时一位上海四等演员，但只敢心里想儿不敢说：“我想这时来问我她与崔万秋的关系，肯定是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。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一文，1962年就发表了，这么多年不来问我，今天来问我，毫无疑问是凶多吉少！我当时去崔家，经常见到她，她有时还给我倒茶，因为崔常写文章来给她捧场。”
沈醉闷头抽烟，心里一直在打小算盘，审讯人员丢过第三支熊猫香烟：“想起来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这里来吗？这是对你采取一种保护措施！如果你能想起当年与崔万秋有过往来的人当中，有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，肯定对你会大有好处，只要你说出来，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照顾。这关系到你后半辈子的幸福，怎么不好好想想呢？”
沈醉抽完第三支烟，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不说假话保命了，于是就有了前面那番“查出我是在说谎话就枪毙”的承诺：“实在想不起来！也感到太可惜了，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，错过这种好机会。”
审讯就是斗智，对方明知道沈醉知道一些事情而坚决不肯说，沈醉也知道自己说了实话必死无疑，即使后来的第二拨审讯人员不给香烟还动了手，他也一口咬定不认识常去崔万秋家的那位女演员。
从沈醉的字面上来看，似乎是那位女演员找人来探底，但笔者分析之下认为可能性不大：如果那位女演员真想抹去那段历史，封住沈醉的嘴就行了，何必要白纸黑字留下审讯记录？
沈醉在秦城监狱有惊无险第呆了五年，因为一直“嘴硬”不承认自己认识与崔万秋关系密切的两个人，所以尽管有人下条子要枪毙他，但还是被其他人以沈醉需要继续写材料而拖延下来，直到周总理亲自下令将其释放，那已经是1972年了。
197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1972年沈醉被释放，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，沈醉明里暗里说是那位女演员派人审讯他，笔者一直认为这种判断不太准确，那么在您看来，是谁要挖出那段史料？如果沈醉“实话实说”，结果又会如何？
